央视网消息：最高人民法院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改革部署，大力加强互联网法院建设，进一步发挥互联网法院司法便民利民、公正高效便捷解纷、促进网络空间依法治理、服务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功能作用，进一步加强互联网法院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法释〔2025〕14号，以下简称《规定》），自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为准确理解《规定》内容，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

问题1. 据了解，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出台的《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2018年规定》）已对互联网法院管辖作出规定，此次出台《规定》对《2018年规定》作出调整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

答：2018年9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6号，以下简称《2018年规定》），明确了由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的十一类案件，该司法解释有效适应互联网法院成立初期的功能定位，在探索在线审理机制、提升司法便民利民、促进网络空间治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19年5月，党中央针对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要求加强互联网法院建设，推动完善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年）》《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年）》均将“完善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列为重点改革举措。为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改革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入总结互联网法院前期探索成果和经验成效，深入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调整工作。制定印发《规定》具体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背景和原因。

第一，调整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是贯彻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作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改革部署，提出“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提升数据安全治理能力”、“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体系”等改革任务。互联网法院作为审判机制改革“排头兵”、依法治网规则“试验田”，应当充分发挥“头雁”效应和专业化审判优势，探索完善在数据权益、平台经济、人工智能、算法治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新型、前沿、重点网络领域的裁判规则，发挥司法审判规范引领、促进保障作用，及时回应网络空间治理新要求，护航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将上述领域案件纳入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为数字经济发展和网络空间治理输出更多值得参考的典型案例和裁判规则。

第二，调整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是落实党中央关于互联网法院功能定位的必然要求。2018年，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的《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明确互联网法院总结推广“网上纠纷网上审理”的新型审理机制、探索构建适应互联网时代需求的新型诉讼规则、通过审理各类新型网络案件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三方面功能定位。围绕以上功能定位，互联网法院积极开展探索，随着2021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已确认在线诉讼法律效力和明确相关诉讼规则，以及《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规则》出台实施，互联网法院探索在线审理机制、构建完善在线诉讼规则的工作目标已有效实现，当前其工作重心亟待向第三个目标，即通过审理各类新型网络案件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这一方向迈进。而《2018年规定》确定的案件管辖范围，以受理批量化、简单性、适宜在线审理的一般网络案件为主，目的是适应互联网法院成立初期探索在线审理机制和在线诉讼规则的定位需求。为全面充分落实党中央关于互联网法院功能定位和改革部署，推动互联网法院核心功能从“审理机制创新”向“治网裁判规则输出”迭代升级，有必要对《2018年规定》作出系统调整，推动其聚焦审理新型、前沿、复杂、与数字经济关系密切的案件。

第三，调整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是回应数字时代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的客观需要。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嵌套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涉及数据、算法、平台、市场竞争秩序、个人信息保护等各类新形态网络法律纠纷不断涌现。人民群众不仅希望在互联网法院享受到高效便捷的在线诉讼机制，更希望大力提升互联网法院专业化审判水平，充分发挥互联网法院在树规则、定标尺、促治理方面的功能作用，输出更多具有规则确立意义、示范引导作用的司法裁判规则，清晰划定数字经济主体权利义务边界，明确网络空间行为规范，切实加强新型网络权益司法保护。因此，有必要调整互联网法院管辖，从一般性、传统性网络案件向新类型、前沿、复杂网络案件转变，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对网络空间治理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需求新期待。

问题2：《规定》施行后，将对当事人诉讼会产生哪些影响？

答：《规定》施行后，相关案件的管辖法院将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对于北京市、杭州市、广州市应当由基层法院审理的“网络数据权属、侵权、合同纠纷”、“网络个人信息保护、隐私权纠纷”、“网络虚拟财产权属、侵权、合同纠纷” 、“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四类案件，将由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当事人应当向互联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原由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的“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小额借款合同纠纷”、“在互联网上首次发表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权属纠纷”、“在互联网上侵害在线发表或者传播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而产生的纠纷”、“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购买的产品，因存在产品缺陷，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而产生的产品责任纠纷”，以及网络侵害名誉权、一般人格权、财产权等传统网络侵权纠纷，将按照民事诉讼法地域管辖标准由三地相关基层法院受理，其中涉及网络著作权的案件，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有关事项的通知》（法〔2025〕167号），由相关集中管辖法院按管辖区域范围受理，例如北京地区的网络著作权案件将按照规定的管辖区域，分别由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等六家基层法院集中受理。

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调整后，通过完善审理机制、优化管辖格局，将更有助于提升当事人的诉讼体验和案件的审理质效。当事人诉讼体验方面，北京、杭州、广州三地基层法院均有功能完善、运行稳定的在线诉讼平台，在适用在线审理机制方面有扎实的工作基础。对于调整至相关基层法院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仍可充分享受“网上纠纷网上审”的诉讼便利，全流程在线完成立案、送达、举证、庭审等诉讼环节。同时，随着人民法院“一张网”建设全面上线，在线诉讼平台功能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当事人的诉讼体验将会进一步优化。相关高院也将指导辖区相关法院加强诉讼引导、细化流程指引、优化办案方式、加大在线诉讼适用力度，确保当事人享受到更加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案件审理质效方面，三地基层法院均有扎实的审判基础，具备专业化水平较高的法官队伍，能够确保调整出互联网法院管辖的案件法律适用统一性和裁判结果稳定性，相关高院也将加强辖区内审判资源统筹调配和条线业务指导，持续提升案件审理质效，积极将互联网法院前期探索建立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应用到辖区其他基层法院，推动更大范围发挥解纷效果，确保当事人权益更加及时获得有效保障。

问题3：《规定》将网络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网络个人信息保护和隐私、网络不正当竞争等纠纷纳入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互联网法院是否具备相应的审判资源和审判能力审理好这些案件？

答：及时有效回应人民群众对新型网络权益、数字权益司法保护新需求，是此次调整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重要原因。三家互联网法院在前期司法实践中，已具备适应新类型网络案件的专业化审判经验、审判力量和审判机制，能够妥善审理新类型网络案件。一是专业化审判经验方面，虽然新增案件类型此前未成体系地纳入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但通过受理复合案由案件和接受指定管辖等方式，互联网法院先后审理包括“全国首例大数据产品权属案”、“全国首例AI文生图案”等一大批具有首案示范意义的网络案件，近年来共有200余件案例被评选或纳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入库案例、全国法院年度案例、年度互联网十大案例等，近期我院发布的首批6个数据权益指导性案例中，有两个就出自互联网法院，充分说明互联网法院对新类型网络案件已积累丰富的审判经验，具备扎实的审判基础。二是专业化审判力量方面，互联网法院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专业化审判队伍建设，健全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已培养出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全国优秀法官、省级审判业务专家共10余名，形成了一支“既懂法律又懂网络”的专业化、复合型审判人才队伍。互联网法院绝大多数法官都有新型网络案件审判经验，能够精准把握数据、算法等前沿领域纠纷的法律争议焦点，确保新类型案件依法妥善审理。管辖调整后，相关高院也将进一步统筹调配审判资源，优化互联网法院力量配备，针对类型化案件组建专业化审判团队，为妥善审理新类型网络案件奠定坚实基础。三是专业化审判机制方面，互联网法院积极探索数字技术与司法审判的深度融合，通过组建专业化审判团队、加强平台对接和数据互通、完善区块链技术固证认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全流程辅助办案等审判机制建设，形成了一套适应网络案件特点的专业化审判模式，对于纠纷发生于网络、证据留存于网络、当事人为网络主体的新型案件具有独特审理优势，能够确保相关前沿、复杂、新类型网络案件得到公正高效审理。

问题4：《规定》主要调整三家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对全国法院互联网审判工作有何影响？对网络空间治理和数字经济发展有何意义？

答：互联网法院作为互联网审判探索创新的重要阵地，一直以来都是全国互联网审判工作的“先行军”，此次案件管辖的调整将为数字时代互联网审判工作注入新活力，推动司法审判主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变革，进一步提升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水平，具体有以下三方面影响和意义：

一是充分发挥先导示范效应，推动提升全国互联网审判工作整体水平。三家互联网法院所在的北京市、杭州市、广州市，是我国数字经济创新高地和产业集聚区，汇聚大量头部科技企业，是各类新型、疑难、复杂网络纠纷“首发地”。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三地相关案件，能够依托其专业化审判优势，对最前沿、最典型法律问题率先作出回应，探索完善裁判规则，推动形成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将对互联网法院审判工作持续加强跟踪指导，系统总结新类型案件审理经验，着力培育和形成一批具有规则确立意义的典型案例，准确提炼裁判要旨，及时转化为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和指导性案例，定期向全社会发布，充分发挥互联网法院的示范、引领和先导作用。同时，依托全国法院“一张网”系统平台，及时将互联网法院典型案例和裁判规则，嵌入类案推送、智能检索、法答网答问等系统平台和流程环节，扩大规则辐射效应，为全国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提供有益参考，促进统一法律适用，不断带动提升全国互联网审判工作水平。

二是确立新兴领域裁判规则，强化网络空间治理和数字经济发展司法保障。司法实践中，对一些新型、前沿、与数字经济关系密切的案件，还存在裁判标准不明确、法律适用不统一等情况。以数据权益类不正当竞争纠纷为例，由于法律规定较为原则，不同法院对数据权益保护请求权基础、数据权益归属主体、数据行为合法性判断、相关市场主体竞争关系认定、数据行为与竞争损害之间因果关系，以及竞争损害大小判定等等，存在着裁判思路和判断标准上的差异。通过由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相关新类型案件，能够集中优质审判资源，输出高质量裁判，有助于加强对网络个人信息、网络空间个人隐私、虚拟财产等司法保护，维护公民新型网络权益；有助于完善数据类纠纷裁判规则，明确数据权利义务边界、规范数据行为，统筹平衡数据权益保护和数据交易流通效率，保障数据市场有序健康发展；有助于依法规制各类流量劫持、数据爬取、刷单炒信、平台“二选一”等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大网络黑灰产业治理力度，规范和促进人工智能算法应用；有助于推动系统治理算法歧视、算法操纵、算法诱导沉迷、算法违法处理数据等现象，促进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有序健康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三是完善涉外网络案件审理机制，深度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规定》拓展了互联网法院涉外案件管辖范围，将涉外网络数据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等纳入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推动进一步提升涉外网络案件专业化审判水平。通过依法审理具有涉外因素的网络案件，围绕数据权益、平台治理、网络市场竞争秩序、我国公民和法人海外利益保护等领域，探索完善在国际上具有先例意义的裁判规则和示范性判决，推动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助力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