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

历史正剧久别荧屏，电视剧《太平年》在观众的热切期待中亮相。该剧历经十年筹划、五年打磨，以五代末年至北宋初期为历史背景，讲述吴越国主钱弘俶北上汴梁、亲历契丹入侵，并与后来的北宋皇帝赵匡胤共同推动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从战争走向和平，最终完成“纳土归宋”的历史故事。战火硝烟中的生死搏斗、改朝换代的宏大格局，以及表演特色鲜明、角色塑造出色的演员阵容，8K超高清拍摄带来的电影级质感画面，500多个搭建复原的历史场景，以及复原唐代“草木染”工艺、体现五代十国多民族特征的8000多套服饰，共同成就了这部剧集的大剧品相。

《太平年》作为一部历史剧，首要特点是对历史真实的尊重和历史情境的还原。历史事件要符合史书的主流记载，重要人物需有经得住推敲的文献依据。与此同时，真实的历史环境、历史细节，也是讲好历史故事的重要基础。电视剧的服装、道具、建筑、装饰乃至食物种类，要尽可能不出纰漏、不犯常识错误。为此，主创核对史料，并充分听取宋史专家意见，为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史实基础。导演杨磊曾分享过他寻访敦煌莫高窟第45窟的感受，壁画中保存完整、美轮美奂的唐代场景令他深受震撼。他意识到，虽然这些古老的艺术表达或许并不符合当下流行的审美标准，但其所承载的传统韵味、震撼感与鲜活感，是任何现代修饰都无法替代的。所以，在创作《太平年》时，他坚持将《旧五代史》《资治通鉴》《宋史》等历史文献与壁画图像作为视觉还原的核心依据，力求把这些凝固在历史深处的真实之美转化为鲜活的影视画面。正是在主创的努力下，这部剧的“历史”含金量颇高：民不聊生的动荡后梁，旌旗猎猎的烽火中原，市列珠玑的富饶吴越，乱世纷纭的五代十国，钱弘俶、赵匡胤、郭荣三位见诸史载的青年在战火中结下的交情，以及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纳土归宋等历史故事，均呈现得清晰简洁。许多观众甚至说自己上了一堂形象生动的历史课。

作为当代艺术作品，《太平年》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再现历史”。人们常引用历史学家的一句名言“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而对于艺术来说，这所谓的当代性，就是人们用艺术方式对历史展开想象，借助于“静默”的历史文献，对那些历史人物的动机、情感、性格和人性做出创造性的艺术阐发。这部电视剧刻画了后梁末代皇帝朱友贞宫廷自焚时的懦弱和恐惧，想象了宋太祖赵匡胤复杂的父子情、兄弟情和朋友情对他成长、夺权、掌权的人格影响，表现了宋太宗赵光义被不情愿地推上帝位之后自卑与自负的两面性，还深刻呈现了钱弘俶在家与国、吴越与大宋、战争与和平、偏安一隅与国家统一之间的挣扎、痛苦和选择。大江东流、时光流逝，历史人物已经一去不返，我们从历史的记载中更多看到的是历史的结果，而电视剧却为我们带来了历史的感性、历史的个性、历史背后人在追求自己理想和价值时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历史让人理性，艺术则为历史提供了温度和情感，从而真正体现出“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历史与艺术的辩证法。这是《太平年》独特的艺术价值所在。

在历史观上，《太平年》以“和平主题”贯穿全剧。以往很多历史剧关注王朝更替、权力争夺、霸业成败，《太平年》却从五代十国的血雨腥风讲起，历经家国动乱、秩序崩溃、生灵涂炭，最终将分裂与战乱、统一与和平联系在一起。正如编剧所言，“太平年”很可能就是那个时代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心中最大的“公约数”。这一定位使赵匡胤建立大宋，从一般的改朝换代升华为统一与和平的时代主题，体现了中国儒家“天下大同”的核心价值。剧中吴越王钱弘俶的抉择，正是这种“和平主题”的具象体现。他从最初偏安一隅、保境安民，升华为最终主动选择“纳土归宋”，这一壮举超越了单纯在宋朝武力震慑下的“避祸”考量，而是基于“保民平安”理念所做出的历史性抉择。

全剧终了时，钱弘俶、赵匡胤与郭荣三人年轻时在霞光中登高远望的画面闪回，当年汴梁城头的“太平”之约与收拾旧山河的宏图大业交织在一起，象征着国家从五代十国的秩序崩溃中走出，实现了向统一安定的跨越。这种根植于“统一”与“和平”的历史叙事，深刻契合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而历史性与当代性的跨时空对话，实现了“讲述的历史时代”与“讲述历史的时代”的双向观照、互为镜鉴，精准践行了中国传统“以古喻今、古为今用”的叙事智慧。

历史再现、历史想象、历史对话的结合，使《太平年》实现了史与诗的融合、历史性与当代性的交互。艺术的力量在于为看似“无情的历史”注入跨越时空的感情，激发观众对历史的热情和兴趣，既借历史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更“温故而知新”，从故事中感受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绵绵不绝、生生不息。这是《太平年》的艺术追求，也是这部作品带给当下历史剧创作的启示。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28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