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यो प्राचीन कालदेखि कहिल्यै भएको थिएन, र अब यो फेरि खुल्दैछ - श्री लियाओ बिन्युको समीक्षा र पूर्वी र पश्चिमी सभ्यताहरू बीचको संवादमा चिनियाँ सभ्यताको दृष्टिकोण
2025-01-21 मुहान:चीन समाचार एजेन्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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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东方文明之旅”启动仪式暨“一脉相承的文明——中医、《易经》和孟子智慧”对话会在北京举行。孟子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孟亮、国际易学联合会荣誉会长廖彬宇和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素帕猜·巴尼巴滴、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博鲁特·帕霍尔等中外人士展开对话,共同倡议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指引,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增进彼此理解。

在演讲中,廖彬宇先生谈到《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是中华文明的根源。诸子百家及整个中华文明从此演化开来。廖彬宇指出,《易经》中包含着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并由此发展出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中国古代的圣哲通过观察天象,研究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于是产生了天文,再通过对天文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了宇宙背后的规律,于是发现了天道。将天道导入人类社会,于是产生了人道,将天文用以帮助人类的发展,从而建立了人文。廖彬宇说,他在十多年前就提出来,中华文化好比一株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种子是《易经》,树干是儒释道三家,树皮是中医,保护这棵树木不受伤害。树干上的树枝是诸子百家,树枝上的花桠果叶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武酒茶花香等日用百事。因而,《易经》是中华文明之根。

《易经》源于伏羲的仰观俯察,正是从观测天文开始的。今天被很多人所误解的阴阳五行,认为是毫无根据的臆想,其实不然。阴阳五行是中华先祖科学的观测、科学的发现和对人类科学的贡献,是源于天文学。    

廖彬宇指出,天文学上七曜——日月五星的俗名其实就是阴阳五行,这是中国祖先极为伟大的发现。他们将相关原理从天文领域引入人文领域,并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从而形成独特文化,缔造辉煌文明。这便是《易经》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内涵。

太阳为地球提供能量,月亮则守护地球。在太阳系中,行星按照木、火、地、金、水五行顺位相生的次序排列,围绕太阳运动 。

太阴太阳简称阴阳,五大行星简称五行。

日月与五星共同构成了阴阳五行的结构。阴阳五行的中和平衡,有力地保护了地球上的生命;一旦阴阳五行失衡,便会导致地球上灾异频发。日月五星对地球有着保护、作用和影响。因此,日月五星(即阴阳五行)缺一不可,任何一个缺失,都可能致使地球不再适宜生命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仅月亮是地球的卫星,整个日月五星系统都可以看作是地球的“卫星群”,它们在各自轨道上,共同维系着地球的生态环境。

日月五星(阴阳五行)在运动过程中,与地球的距离不断变化。因距离不同,产生的质量效应也有所不同,进而赋予地球不同的能量(气质)。在不同时间,日月五星(阴阳五行)的排列顺序不同,所赋予地球的气质也不同。

中华民族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发明了天干地支,用以记录日月五星的排布情况。相关文献记载,黄帝的左右史官仓颉和大桡。一位受易学思想启发创造了汉字,一位则通过易学思想创造天干地支,用以记录天文历法。人们运用天干地支来记录并推算日月五星的运行规律。

阴阳五行思想堪称人类智慧的瑰宝,是人类天文学的核心,是科学中的科学,是发明中的发明,更是中华民族为人类贡献的伟大创造!指引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不能简单归结于封建和迷信而加以批判否定。讲不清楚阴阳五行,则中华文化的根基将荡然无存,中华文化也就随之轰然倒塌。

“五行”二字最早出现于《尚书》。《甘誓》中记载:“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 。”《洪范》中记载:“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春秋时期,《左传》记载:“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黄帝内经》则将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等领域。由此可见,古人对五行的认识历史久远。五行是原始的系统论,体现了中国古人的物质观和世界观,对传统文化影响深远,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古人的常识,也是国学的基本概念。

关于五行概念阐述较为完整的书籍是《黄帝内经》,书中用大量篇幅阐述五行,并有极为精辟的论述。书中提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

五星对地球最直观的影响,体现在四季的气候变化上。中国天文学起源极早,具体起始时间虽难以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三皇五帝时代,天文学知识便已广泛应用。古人对日月五星关系的论述,足以证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伟大。现代人仅凭“天圆地方”一词,就判定中华民族宇宙观认识浅薄,这完全是污蔑。在中华民族提出正确的宇宙观之时,西方还长期处于“地心说”的蒙昧阶段。

要知道,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中,除少数例外,大多数人并不相信太阳系的存在。当时,地球不仅被认为固定在宇宙中心、静止不动,且与在缥缈天空中穿越的天体或神祇截然不同。当哥白尼与前辈,如印度的数学与天文学家阿耶波多(Aryabhata)、希腊哲学家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以太阳为中心重新构建宇宙结构时,这在17世纪仍属于极具前瞻性的概念。在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引领下,人们才逐渐接受地球不仅会移动,还绕着太阳公转的事实;认识到行星与地球遵循相同的物理定律,有着相似的物质与世俗现象,如火山口、天气、地质、季节和极冠。离地球最近的五颗行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是天空中最明亮的五颗天体,在古希腊被称为“πλανήτης”(意为漫游者),人们早已知道它们会在以恒星为背景的天球上移动,这就是“行星”一词的由来。天王星在最亮时虽能用肉眼看见,但一直未被裸眼观测到,直到1781年才被发现。由此可见,华夏祖先创造的干支哲学是一门真正伟大的学问。它从天文领域建立,涵盖了整个人文、文化领域,并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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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在探讨阴阳五行时,很少从日月五星的角度出发。实际上,只有从日月五星展开研究,才能对阴阳五行有更清晰、全面的认识。阴阳五行的发现极其伟大且科学。若不能正确看待阴阳五行,将其视为迷信和糟粕,则是对这一伟大智慧的误解。

从日月五星的角度来看,阴阳五行是客观存在的。日月五星共同保护着地球,如果没有它们,没有阴阳五行的平衡协调,生命将无法诞生,地球也将失去生机。整个宇宙的星系,或许都遵循着类似原理。中华民族最早且最正确地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天下观。

有人污蔑孔子,称他只是政治家而非哲学家,甚至说孔子连北斗星的位置都不清楚。然而,《论衡》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孔子外出,让子路带上雨具。过了一会儿,天果然下起大雨。子路询问原因,孔子说:“昨晚月亮靠近毕宿。”后来有一天,月亮再次靠近毕宿。孔子外出时,子路请求带上雨具,孔子没有听从,结果出门后果然没有下雨。子路又问原因,孔子说:“之前月亮靠近毕宿的阴面,所以下雨;昨晚月亮靠近毕宿的阳面,所以没下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记载了此事,此外,还记载了孔子对弟子命运的判断。由此可见,孔子是能够将天道导入人道、将天文化作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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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上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思想成为道家文化的核心;刚柔思想成为法家文化的核心;仁义思想则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

廖彬宇先生在出席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论坛时指出,《易经》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如果不明其内核,就会落入神秘主义,能读懂它,你就能产生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对这句话的理解,从哲学的角度,“阴阳”就是“辩证法”;从科学的角度,“阴阳”就是二进制原理;从人类学的角度,“阴阳”就是男人女人;从伦理学的角度,“阴阳”就是仁与义;从逻辑学的角度,“阴阳”就是前因与后果······

同样,五行是五大行星的简称。中国古代的圣哲通过观察天象,研究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于是产生了天文,再通过对天文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了宇宙背后的规律,于是发现了天道。将天道导入人类社会,于是产生了人道,将天文用以帮助人类的发展,从而建立了人文。廖彬宇先生在早年出版的《平心平天下》一书中就有关于五行的专门论述。他认为阴阳是中华文化的本体论,五行则是中华文化的方法论。五行是构建和谐、实现和谐的方法,因而从天文导入人文。社会要和谐,五行摇身一变,成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家庭要和谐,五行摇身一变,成为了父母、夫妇、兄弟、朋友、子孙五伦;身体要和谐,五行摇身一变,成为了心肝脾肺肾五脏;音乐要和谐,五行摇身一变,成为了宫商角徵羽五音;烹饪要和谐,五行摇身一变,成为了酸甜苦辣咸五味;美术要和谐,五行摇身一变,成为了青黄赤白黑五色······就连汉字,也是阴阳五行所构成,阴阳是结构,所谓上下结构、左右结构、包围和半包围结构。五行是偏旁部首,即所谓天地日月人,金木水火土。

廖彬宇先生谈到,中国是以天学立国的国度。看“中国”的“中”字古写,其形状蕴含着深奥的天文奥秘。它呈现为一个圆盘,中间有一竖,上下各有两个杠。其中,圆盘代表宇宙周天图,也就是类似钟表的表盘;中间的竖是钟表的中心轴,而表盘的中心点正是北极星。表盘上的刻度则涵盖了五行八卦、天干地支、四象以及二十八星宿等丰富的天文元素。上面的两个杠是上指针,用于记录日的运行;下面的两个杠是下指针,用于记录月的轨迹。由此可见,“中”字本意就是指记录天地自然运行规律的“钟表”。

从出土的古代壁画伏羲和女娲被描绘为人首蛇身、夫妻分别拿着圆规和矩尺、周围是日月星辰遍布的形象,这背后也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伏羲通过观测天上的苍龙七宿,运用圆规画圆和矩尺画方,用方与圆的割圆术计算出了二十四节气(这也是规矩一词和天圆地方一词的来源),但考虑到当时百姓的认知水平,他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信息,告诉百姓“龙抬头”时(即苍龙七宿中的角宿在东方地平线升起),便是二月二,该进行春耕了,这便是所谓“望天吃饭”的由来。百姓因此视伏羲为天龙下凡,将其形象描绘为人首龙身。而后,伏羲依据天地自然规律绘制出类似“钟表”的图案,目的在于制定社会运转的法则,这便是八卦的雏形,也是《易经》的核心基础。

伏羲一画开天的传说,是寓意伏羲开创了中华民族的天文学思想体系;其妻子女娲补天的传说,则寓意原始的天文历法有所欠缺,而女娲进一步来进行修改完善。并形成了历朝历代重视修改历法的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是描写妖怪和山水的书籍,而是配合《易经》用于观测天文的重要典籍。在历史长河中,天文历法和相关典籍一直由史官保管与传承。史官肩负着观测天文、操作“钟表”(即掌握天文规律)以及任命公卿等重要职责。从“史”字的古写便能看出端倪,它是在“中”(即“钟表”)的基础上,下面加一个表示操作钟表的“手”。即便在简体字中,“史”字也是在“中”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保留了表示史官操纵“钟表”的含义。

由此可见,“中国”一词的含义正是“能操纵钟表(即掌握天地自然规律)的国度”。如今,我们大力倡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文化复兴无疑是其中的关键环节。

中国正因为重视天文历法,所以是世界上唯一从始至终拥有历史文献的国度。历是历法,史是史事。廖彬宇说,没有历,哪有史。世界其他国家正是因为没有天文,所以没有历法。没有历法,就没有办法记录史事,因为说不清史事具体的发生时间而无从执笔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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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是学问中的学问,它涵盖了哲学、科学,其中也包含数学。我们知道,现代小学数学教育的重点在于平面图形面积和立体图形体积的计算。然而,到了中学数学阶段,二次方用于计算平面图形相关量,三次方用于计算立体图形相关量,那么,四次方及以上又用于计算什么呢?

据古代文献记载,实际上,华夏传统的小学数学,是对日月星辰的离散量进行计算,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连续量计算。面积和体积属于连续量计算概念,在古代小学数学中并不存在。平面和立体图形的计算,针对的是静止物体,不涉及时间函数。而华夏传统的元次计算,是对日月星辰的运动进行计算,其中包含时间函数,涉及春夏秋冬、昼夜寒暑的四时循环,所以元次计算是一种循环式的计算。

华夏传统数学都是基于三维的立体计算。只不过,为了方便在纸面上呈现和让人理解,古人将三维形式拆分为一维和二维形式。具体来说,就是把任何一个复杂的运动,拆解为空间函数和时间函数,分别进行计算。例如,对于三维的立体,需要拆分成面和线来处理。这是因为华夏传统数学主要计算日月星辰的运动,而日月星辰在运动过程中,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在不同状态之间循环往复。因此,其计算始终是一种循环式的计算。

与之不同,西方数学中的微积分和级数算法,属于静态算法,并未对空间和时间加以区分。而对于运动相关的算法,就需要进行拆分,比如将二十八宿所代表的空间和二十四节气所代表的时间,先分别单独计算,最后再进行合并计算,进而将日星、气候等相关要素合并计算。

所以,中国的算盘算术,其根源来自易学思想。是试图建立一个大道至简的宇宙模型。从“度量”二字来看,左边为“度”,右边为“量”;“衡量”一词,左边是“衡”,右边是“量”。古人依据这些理念,设计出度量衡单位的进制。任何物体,首先呈现出一种表象,称为“象样”。物体原本的容貌、样子,则称作“原样”。当该物体的数量、大小、尺寸等参数发生变化时,“象样”也随之改变,对物体这种变化的计算,叫做“法度” 。当我们用不同的度量单位来描述一个物体时,会形成不同的表现形式,统称为“样数”。因此,算盘右边的“法”,指的是计算物体的度数,也就是度量单位;之后,我们给“法度”建立次序单位,在算盘中体现为档位。可以说,现代数学的所有算法、符号,都是以算盘的盘式为基础构建的。也就是说,无论计算方程、函数、微积分,还是进行几何、代数、群论等方面的运算,都必须建立起一个类似算盘盘式的数据结构。

从易学发展而来的象数理论,可以说是后世流行数学的鼻祖。

在函数的应用领域,同样彰显着中国古人的智慧。东汉刘洪在《乾象历》的月离表计算中,就已经实际运用函数来计算月亮运行的不均匀数值。当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创造出“函数”这个词汇时,中国古人对函数的实际应用已经有长达1600多年的历史。我们如今使用的大量数学专用名词,大多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命名,而这些名词所涵盖的本质与内涵,在中文古代典籍中早已有着丰富的阐述和广泛的应用。

不仅如此,2500年前的《墨经》更是一座古代科学的宝库。其中记载了16条几何学的基本概念和定理,100多条辩学内容成为逻辑学的重要来源,近100条格物致知的原则和方法则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源头。在力学、光学、宇宙学等领域,墨子提出了一系列相关概念、定义、公理和定理,并将公理定理称为“法”。此后2000年的中国数学典籍,如“术曰……”(后面紧跟算法和公式)、“法曰……”(后面紧跟公理和定理)成为基本行文范式。由此可见,现代科学所谓的定理、思想与公式表达,皆是中国古代科学家们2000多年来的惯用模式,绝非西方人的原创发明。

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古代在科学领域的探索与成就,为后世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理应得到全世界的重新认识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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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结束后,多位专家与国际友人再度展开对话。

廖彬宇说,英国历史学家杰克·古迪在他的著作《偷窃历史》中写道,欧洲大陆一直认为是他们创造了一系列极具价值的思想和制度,例如民主主义、重商主义、自由与个人主义等等。但这些思想和制度在更为广阔的人类社会中,尤其是东方都能找到。欧洲的确在近现代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不可否认。但是这些成就很多应该归功于其他一些文化,比如中国。而且在近代之前,东方一直是西方的老师,东西方之间在经济和思想上的分歧,实际上到了近代才体现出来。 

廖彬宇还谈到了人类的第一幅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同时就该地图作者的归属问题及原因发表了看法,并由此进一步展开,在后续的对话环节中提出几个观点,他谈到,作为中国人,应该对自己的文化与历史要有所了解,特别是近年来“西史辨伪学派”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值得重视、更值得思考。其观点为以下9个部分:

1、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献巨制是《永乐大典》,是中华民族明代以前的集大成巨制。包含天文、地理、航海、人文、科学、技术等等。

2、郑和多次下西洋,将中华文明带给了世界,也让当时的世界知道了人类的光明在东方。并启迪了西方的文艺复兴及产生了科技文明。

3、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长期处于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从毫无科学到一夜之间科学大爆发,正是中华文明之光点亮了西方。

4、令人痛心的是,清早期政府与西方势力勾结,蓄意毁掉《永乐大典》及中华科技文明。《永乐大典》中的文明精华被西方改头换面并成为启迪他们不断发展的智慧宝藏,却在中国本土几乎永远失传、消亡殆尽。

5、此消彼长之下。清早期政府出于对汉人掌握科技的恐惧,一方面实施文化阉割政策,一方面闭关锁国。本想稳固统治,却未料到,西方借此机会在两百多年间不断学习东方文明,迅速崛起。最终,晚清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逼下屈服,遭受了屈辱的侵略,越怕什么越来什么,清政府终于遭受反噬。

6、中华民族从领先世界几千年,到一夜落后世界两百年。正是这两百年,东方文明的火种在西方落地生根、蓬勃发展,终成燎原之势而熊熊燃烧。正如佛学源于印度却兴于中国,中国的古代科学源于中华却兴于西方。

7、佛学虽然源于印度兴于中华,但中华永远承认佛学是印度的。人类科技文明源于中华兴于西方,但西方的霸权主义主流势力非但不承认学习了中华文明,反而污蔑中华不但没有科技文明,甚至还没有文明。并在强权下以各种手段妄图强势灌输全世界、洗脑全人类。好在李约瑟等有识之士耗费心力著写7大卷34册涵盖了哲学、历史、科学、数、理、化、天、地、生、农、医及工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以正视听,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8、新中国成立以来,智慧、坚韧的中华民族重拾自己的科技文明,短短几十年间,便完成了西方几百年的积累,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必将再度引领世界。不是中国主动要引领世界,而是世界需要中国。

9、元亨利贞,贞下起元。中华民族经历了中体中用的古代阶段,到中体西用的近代阶段,再到西体中用的近现代阶段,最后到西体西用的现代阶段。当今,所有的探索路径已经走完,中华民族即将回归并升华全新的中体中用的道路,成为三千年未有、体用贯通、全体大用、打破东西方隔阂无问东西的全新阶段全新时代,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指引下以全新的姿态屹立在天地之中和世界舞台之中。可谓是“从古以来曾未有,而今之际再开天”。

这副对联,既是廖彬宇对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回顾,也是对中华文明未来走向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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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上,廖彬宇还赠送了一副对联给“东方文明之旅”项目发起人孟亮:

上联:离火中天光世界;

下联:六龙驾日出东方。

廖彬宇说,“太阳从来不会埋怨黑夜,因为黑夜终究阻挡不了太阳。人类渴望光明,而光明来自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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