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慧保天下

眼下对于保险公司高管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安全！

前车之鉴，就在眼前，自2025年6月至今，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官网陆续披露了明天系旗下4家保险公司、1家保险资管公司机构以及相关责任人的行政处罚决定（详情见文末表格），5家机构的89名高管合计被罚款超1000万元，其中41人还遭遇不同年限禁业，保险行业的职业生涯基本宣告终结。

再加上此前20多位原恒大人寿高管纷纷被从工作岗位带走协助调查，其中原恒大人寿董事长朱加麟还被提起诉讼……

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已经开始深刻重塑保险职业经理人的发展观，既然“逃逸式辞职”无法化解风险，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一家靠谱的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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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清算？明天系5家保险机构89名高管遭行政处罚

在完成针对明天系旗下保险机构的风险处置之后，针对牵涉其中的大量高管的行政处罚，也于近一段时间相继披露，结果是前所未有的，不仅涉及罚款，还涉及撤销任职资格、禁业等。（详情见文末表格）

易安财险，13人被罚款171万元，1人撤销任职资格，1人5年禁业；

华夏久盈资管，25人被罚款266万元，5人撤销任职资格，5人终身禁业，1人15年禁业，1人5年禁业，4人1年禁业；

天安财险，16人被罚款253万元，5人撤销任职资格，4人终身禁业，4人10年禁业，2人5年禁业；

天安人寿，12人被罚款99万元，3人终身禁业，1人10年禁业，1人5年禁业，4人3年禁业；

华夏人寿，23人被罚款232万元，12人撤销任职资格，2人终身禁业，2人10年禁业，1人8年禁业，1人5年禁业，1人3年禁业，3人1年禁业。

在巨大利益面前，每个人都容易抱有侥幸心理，但监管用一张张罚单告诉人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假装鸵鸟把头埋进沙子，并不能保护自己，每个人最终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当然，对业界而言，更为震撼的还是原恒大人寿诸多高管——先是原董事长朱加麟于2023年9月被带走调查，一年后的2024年11月左右，原恒大人寿20多名高管先后被从当时的工作岗位带走，要求配合调查，即便其中一些人在恒大人寿工作的时间并不算太长，即便其中一些人在彻底爆雷之前就已经离开了恒大人寿，即便其中很多人都已经跳槽至其他险企担任高管，依然逃不开被带走调查的命运，未来等待他们的是行政处罚，还是更严重的刑事追责，目前也不得而知。

唯一比较明确的是原恒大人寿董事长朱加麟，作为公认的恒大集团融资帝国的关键幕后人物，其因涉嫌非法集资、关联交易等，已经于今年3月，与其他41名恒大集团高管一起被提起诉讼。有媒体对此评论称，恒大案件颠覆了传统公司法中“有限责任”的保护屏障，开创了“实质穿透追责”的司法先例。

而这一切都源于问题机构的违法违规操作，以原恒大人寿为例，明面上其与恒大集团的关联交易就已经达到了135亿元，但业界普遍怀疑，这一数字过于保守。

相较之下，“明天系”旗下这五大保险机构高管已经殊为“幸运”，他们得到了只是监管的行政处罚，虽然有人被罚款，有人被取消任职资格，有人被禁业，但并未被要求退还曾经的高薪，也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当然，无论是原恒大人寿，还是明天系旗下几家保险机构，针对问题机构高管的行政处罚，或许还只是刚刚开始。

02

罚重了，罚轻了？此前缺少高管强制报告制度，但法律法规正逐渐完善

所有的问题险企，其问题多出自关联交易、出自资产端，而出身保险业的高管主要分管负债端，凭借丰富的经验、激进的产品设计、激进的渠道策略，推动这些公司的保费增速远超同业，在保险业粗放式发展的年代，赢得不少同业的“艳羡”。

因为只负责负债端，也让一些人对于关联交易、资产端的乱象抱有侥幸心理：不归我管，也管不了股东，所以也不需要担责。但如今，一系列的处罚，尤其是针对个人的严厉处罚显然彻底打破了这一幻想。

有观点认为，目前的行政处罚还是太轻了，其中一些核心人物曾享受的高薪与如今的罚款严重不成比例，且因为这些人的操作，给行业、给社会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应该应先追偿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慧保天下也就此咨询了相关法律专业人士，据悉，此前的法律法规都没有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出现重大风险问题，高管需要向监管部门主动进行报告。《公司法》中确实规定高管损害公司利益的，公司可以提起诉讼，但要想证明高管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对公司造成了哪些损害，行为和损害的因果关系等却很难，高管完全可以推说是商业行为，集体决策，很难追究个人刑事责任。

从过往的案例来看，被起诉追究刑事责任的金融机构高管，基本都是因为其他罪名，例如原恒大人寿董事长朱加麟，涉嫌非法集资，原恒大人寿的非法关联交易只是他诸多操作中的一部分而已。一些小银行的高管也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但多涉及利益输送等犯罪行为。

好在法律之外，还有行业规章制度，其对于各种违规行为以及相应处罚都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规定，监管正是通过这些行业规章制度对高管实施了行政处罚，甚至禁止其继续从业等。

有观点认为，对于一些非核心责任人而言，现在的行政处罚已经很重，从表面来看，很多人只是被禁业几年而已，但实际上，其在保险业的职业生涯基本已经宣告终结，几年之后即便解除禁业规定，也几乎不可能再成为险企高管，因为担任险企高管需要监管审批资质，受过严重处罚的高管，其任职资格已经基本没有可能获批了。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问题机构不断浮出水面，各种法律、监管规则不断完善，对于高管的权责利的划分也变得更加清晰，强制报告制度事实上已经出炉。

最典型的是2024年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者重大合规风险隐患的，应当及时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者其派出机构报告。首席合规官发现机构未按要求报告的，应当督促机构及时报告，并可以直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者其派出机构报告。明确了金融机构，尤其是合规负责人的重大风险报告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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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之又慎，保险业高管择业更趋向于国资险资、合资险企

原恒大人寿、明天系保险机构高管们的命运，已然开始深刻重塑市场的职业精神，追求业绩好还只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公司不能出现重大风险事故——每一个高管在坐上高管之位前都经历了市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激烈市场竞争锤炼，保住任职资格，才能一直在保险业走下去，过去的所有积累也才不会白费。

一个词汇应运而生，“逃逸式辞职”，指一些高管在发现机构即将爆雷时，迅速辞职，以保证自己的安全。但对原恒大人寿、明天系险企高管的追责，让人们意识到，“逃逸式辞职”也不见得安全，一旦发现公司存在某些问题，必须尽早辞职。

一位刚刚完成跳槽的险企高管直言，促使他离开前公司的原因就在于隐隐的不安全感，担心公司未来出现大的问题，个人需要担责。而他的新去向，是一家具有国资控股的险企，虽然公司规模比原来的公司要小，但国资的背景，让其感觉更能安心工作。

高管们作为职业经理人，并不能管控所有关键环节，要想规避风险，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家靠谱的保险公司，股东靠谱、实际控制人靠谱，不把保险公司当现金奶牛，公司治理相对完善，才是公司长期稳健发展的根基。基于这种理念，很多高管都将目光投向了股东资金实力更为雄厚的国资险企、合资险企，这其中，尤以各类国资险企为重。

纵观近年来爆雷的保险机构，民营机构是绝对的重灾区，尤其是高杠杆的房地产业狂飙突进的年份，“保险+房地产”的组合，让不少民营房地产大佬纷纷谋求各类保险牌照，狂飙突进的负债端、不合规的关联交易，甚至严重违法的循环注资等行为，不断上演，最终为相关机构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风险隐患。

最终接盘这些问题机构的，除少量民营资本外，还包括保险保障基金，存款保险基金等，其中，最主要就是各类国资，包括中央汇金、保险央企、地方国资等。

也因为国资的大量入场，国资保险机构大量增加，在推动市场格局前所未有改变的同时，也为各类职业经理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