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成都7月21日电题：为什么《格萨尔》是中华民族共享的史诗？

——专访新中国第一位藏族博导、《格萨尔》研究专家降边嘉措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享誉世界的《格萨尔》有着“东方荷马史诗”之称。为什么《格萨尔》是中华民族共享的史诗？《格萨尔》说唱艺人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变化，折射了新时代中国西藏人权事业哪些发展与进步？新中国第一位藏族博导、《格萨尔》研究专家降边嘉措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格萨尔》主要包括哪些内容？与西方史诗有何异同？

降边嘉措：《格萨尔》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讲述了格萨尔王降临下界后降妖除魔、抑强扶弱、统一各部，最后回归天国的英雄事迹。

迄今为止，有记录的《格萨尔》有120多部，上百万诗行，2000多万字。这里面还不包括数量众多、各具特色的异文本。

虽然随着时代发展，《格萨尔》内容越来越丰富，但其“天界篇”“降魔篇”“地狱篇”的基本框架不变。所以《格萨尔》说唱艺人演唱时，常用“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间世上各种纷争，下面地狱完成业果”这样三句话来概括这部史诗。

当今世界的著名史诗大多数发生于数千年之前，内容中神话、历史交织。中国《格萨尔》、印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荷马《伊利亚特》《奥德赛》，以及古巴比伦《吉尔伽美什》概莫能外。就字数而言，《格萨尔》远超其他史诗总和，堪称世界史诗之冠。

就结构形式而言，《格萨尔》有“分章本”和“分部本”两种形式。所谓“分章本”，是指在一个本子里将史诗的内容从头讲到尾，目前西方著名史诗皆属于“分章本”。“分部本”是《格萨尔》一种特殊的流传形式，指将某些部分分离出去，独立成篇。

此外，西方几大著名史诗很早就用文字将内容固定下来，而中国《格萨尔》至今仍在民间口耳相传。

降边嘉措编著的格萨尔王相关书籍。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格萨尔》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为什么《格萨尔》是中华民族共享的史诗？

降边嘉措：《格萨尔》具体产生于何时、何地，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格萨尔》产生于佛教传入中国青藏高原之前。

民间说唱艺人在《格萨尔》里讲述的“天界”和“天神”，与佛教宣扬的以佛祖释迦牟尼为核心的“天界”“天堂”“极乐世界”迥然不同。《格萨尔》所讲的“众生”，与佛教宣扬的“六道众生”也不相同，与耶稣基督描画的“天堂”更不相同。

这就说明，《格萨尔》最初的“内核”，也就是西方民间文艺学家所说的“母题”，产生于佛教传入中国青藏高原之前，反映了古代中国藏族先民的宇宙观和自然观。

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对中国青藏高原地区的社会生活、文化艺术产生影响，自然也影响到《格萨尔》的流传、演变和发展。

历史上，中国青藏高原地区政治制度、宗教观念、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的变化，都能在《格萨尔》中得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同时《格萨尔》对各个时期这些地方的经济社会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格萨尔》所传达的爱国爱民、反抗侵略、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思想，是中华各民族所认同的共有价值追求和人文精神。随着《格萨尔》不断发展，其影响力越过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祁连山脉、藏彝走廊等区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史诗流传带，除了藏族、蒙古族，土族、白族、裕固族、彝族、傈僳族等多个民族也加入到《格萨尔》的活态传承中。

此外，《格萨尔》传播到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其无论是内容还是传播方式，都书写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成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文化创造力的重要见证。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从各个层面不断加大对《格萨尔》的保护传承。如今，《格萨(斯)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的传播从过去的自然传播，变为中华民族共享的当代文化传播方式。因此，《格萨尔》也成为中国多民族共享的复合型史诗。

2019年9月16日，四川甘孜县格萨尔王城暨百村产业基地举行开城仪式，城内以格萨尔故事打造的景观小品体验地有1000余处，游客可听《格萨尔》说唱、看《格萨尔》藏戏等。中新社记者 刘忠俊 摄

中新社记者：《格萨尔》说唱艺人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变化，折射了新时代中国西藏人权事业哪些发展与进步？

降边嘉措：《格萨尔》不是文人用笔写出来的，而是民间说唱艺人们用嘴唱出来的。

《格萨尔》说唱艺人，藏语称作“仲肯”，意为讲故事的人。千百年来，《格萨尔》能在世界屋脊之上历久不衰，主要应归功于那些优秀的民间说唱艺人。他们是《格萨尔》最直接的创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最热情的传播者，是真正的人民艺术家。

我的家乡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坐落在金沙江边，离西藏只一江之隔，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从小我看到众多说唱艺人演唱《格萨尔》，他们惊人的记忆力，丰富的表演能力，充满智慧的语言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在西藏和平解放前，说唱艺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虽然不像农奴那样依附农奴主，不像唱藏戏的“娜姆娃”和热巴艺人要向贵族农奴主缴纳人头税和歌舞税，却要交乞讨税，并被轻蔑地称作“要饭的”。许多说唱艺人虽然有着出众的才华，但命运悲苦。

西藏民主改革后，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开始了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如今《格萨尔》说唱艺人受到国家的褒奖，得到社会舆论的公正评价。中国多地成立了《格萨尔》说唱艺人研究基地(传习所)，政府、学术机构等对《格萨尔》说唱艺人的说唱进行了记录、整理、出版。从“流浪乞丐”，到受人尊重的艺术家，《格萨尔》说唱艺人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变化，正是新时代中国西藏人权事业发展与进步的缩影。

2025年4月20日，格萨尔说唱艺人斯塔多吉在拉萨甜茶馆里演绎格萨尔说唱。中新社记者 李林 摄

曾经，敦煌在中国，敦煌学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却在国外。《格萨尔》也面临过敦煌学一样的困境。《格萨尔》研究的第一批专著、第一个学术机构、第一批外文译本都出自外国学者之手。

如今，敦煌学的研究状况彻底改变。中国《格萨尔》研究也卓有成就，成为中国藏学研究领域和民族、民间文学领域极为活跃的一个部分。

虽然中国《格萨尔》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保护传承《格萨尔》的工作远没有结束。我们还应继续做好《格萨尔》说唱艺人唱本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将更多《格萨尔》作品翻译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通用语言，让不同的民族都能了解《格萨尔》的辉煌灿烂。我们不但要研究《格萨尔》，还应当研究创造这部伟大史诗的人民和民族。(完)

受访者简介：

降边嘉措。受访者供图

降边嘉措，《格萨尔》研究专家，中国第一位藏族博士生导师，创作了藏族第一部当代长篇小说《格桑梅朵》。他曾任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有40多年研究《格萨尔》的经历。